論憲法之中國性
作者：秋風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表
講座場地時間：甲午年八月初十
西歷2014年9月3日
【摘要】當今中國之政治哲學和憲法科學也享有一項宏大優勢：本為統一文明配合體，卻生涯在四種憲制之下：年夜陸，臺灣，噴鼻港，澳門各有其軌制。四種憲制、生涯之對比，當可年夜年夜有助于體認道統與憲法的關系，也即思慮憲法之中國性的能夠通路。
憲法至關主要。邦國運用其所有的的聰明制訂出優良、健全之憲法，并有用地實施，乃是其管理次序趨于優良之關鍵。但是，何謂健全、優良?學界有各種見解，本文擬提出這樣一個命題：不論中國現有憲法漸進演進，或許未來制訂新憲法，其健全優良之重要條件是具有充足的“中國性”或“中華性”。具體而言，這個憲法須守護華夏-中國道統，須以得體之中國語言書寫，須體現中國人之焦點價值，憲制結構設計中也須實現諸多傳統之“重生轉進”[1]。
一、憲法須守護道統
邦國起首是作為一個精力配合體存在的，也即，人們愿意配合生涯于該配合體內，且經由配合體成員共享之關于人、關于神人關系、關于人際關系、關于社會管理之價值、理念、記憶、想象而連結為一體——不僅是立體的共享，也是跨代的共享。此即董仲舒所說之“年夜綱、人倫、事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2]。凡此種種作為一個整體，便是道。簡言之，道就是一個文明之為一個文明的最基礎規定性，道統則是承載道的人所構成之統緒。
然則，憲法及其所規定的憲制，與道統是何種關系?欲答覆此一問題，起首需追問：何謂憲法?法令乃是生涯之抽象表達，憲法是生涯中較為嚴重之公共部門的抽象表達。簡言之，憲法旨在規劃邦國之公共生涯形態。而生涯、文明乃是由道所安排、由道統所塑造的。一個時代之人，尤其是精英，若無道統意識，則文明必陵夷，甚至出現野蠻化;道統斷，則文明亡。此不僅為中國前賢所具有，西洋守舊主義之焦點訴求，也恰是不偏離道統。憲法若以接續和擴展文明為己任，就必須順乎道統、守護道統。這是憲法最深層次的基礎。[3]
至多從堯、舜時代起，華夏-中國之道就已確定，此后中國歷史就是這個道統之展開。周的禮樂崩壞，孔子刪定六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4]，開創儒家，從此，華夏-中國之道的承載者就是儒家。[5]如董仲舒所說，“道”是恒常的，“制”則完整可以改變。但是，此一變革有一確定邊界：法令、憲制必須順乎年夜道，守護道統。憲制假如背離道統，則絕不克不及長久維系，如秦制。
自國人具有構建現代國家之政治意志始，立憲者均具有明確的華夏道統意識。張之洞、康有為最早具有立國意識，其口號就是“保國、保種、保教”。康有為在本身的立國規劃中，始終一貫堅持樹立儒教。這種取向并不希奇：他們本來就是儒家士年夜夫，以憲法守護儒家境統乃是他們的文明天職。
到梁啟超、孫中山師長教師這一代，文明政治格式則發生嚴重變化，其知識多數來自東方，文明價值觀也有奧妙變化。恰是他們開始具有現代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守舊主義”之文明與政治自覺——在一切國家，守舊主義總是作為現代激進主義之反對者登場的，并是以反對而約束現代性不至于泛濫而沖毀次序。守護儒家是康有為等人的天性，梁啟超卻是自覺的守舊主義者。他之反對反滿激進反動，當然不是維護滿清皇權，而為防止中國道統遭到嚴重沖擊。
孫中山師長教師則經歷過一次明顯的守舊化交流轉向。師長教師曾受洗為基督徒，師長教師所領導之反動也具有激進顏色，因此與梁任公所領導之守舊主義者有所爭論。但是，平易講座場地近國樹立之后，中山師長教師卻敏捷實現文明上的守舊化轉向，而自覺地接續華夏聚會場地道統。[6]
作為平易近國政治之總結的1946年《中華平易近國憲法》，則是由張君勱師長教師于不經意間草擬[7]。張君勱與梁任公之關系在亦師亦友之間，并是新儒家開創性人物，其思惟同時容納儒家、憲政主義、德國哲學和社會主義——當然是歐洲意義上的，而以儒家為本。
上述簡略歷史描寫表白，二十世紀上半期之中國立憲者均具有明確而強烈之華夏-中國道統意識。1946年憲法也確實體現了儒家價值，好比均富思惟。這部憲法也將儒家所構造之軌制，創造性地轉換為現代憲政軌制，此即作為憲制結構之最高層次軌制的“五院制”——這些軌制之運轉或許并不完整勝利，但此一憲制設計藍圖確實表達了立憲者承續華夏-中國道統之堅定政治決心。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平易近國憲法》概況上的現代意識形態規范，也即“依據孫中山師長教師創立中華平易近國之遺教”，其實并不構成對道統之消解。因為，該“遺教”之焦個人空間點就是守護和擴展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統，五院制就是孫中山師長教師所堅持的。
共產黨建政，重訂憲法，道統與憲制之間的關系則發生顛覆性變化：道統被忽視了。不論是1949年《中國國民政治協商會議配合綱領》序文，還是1954年《憲法》序文，或1982年《憲法》序文，都通過意識形態瑜伽教室論證統治權之正當性。而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中共領袖毛澤東具有另建道統之大志。
由此，政統與道統出現嚴重偏離、對立。政統對道統周全開戰，權力與生涯處于戰爭狀態。政治權力掀起一輪又一輪摧毀傳統之社會、政治運動。此舉獲得城市知識分子等精英群體的全力協助。在二十世紀中期之年夜陸，儒學被壓制，家庭軌制和觀念遭到嚴重沖擊，傳統崇奉遭到克制。鄉村精英遭到毀滅，城市新興的專業人士和公共知識分子群體壓制。公有財產制和市場機制被克制，私家工商業業基礎消散。
但是，政統反對道統的結果是社會之嚴重掉序、甚至于無法運轉，價值、文明私密空間、經濟、社會、政治，無不墮入絕境。上個世紀中期至今，中國所有的問題之總本源，似正在于政統與道統之對立。
不過，道統具有構造自我恢復之氣力。這種氣力在五十年月就已經發揮感化。彼時之政治斗爭在很年夜水平上是傳統政治議題之現代轉換：有人主張從“立刻打全國”轉向“馬下治全國”，承認自發的風俗，承認私家產權。劉少奇還試圖把儒家修身理念引進黨員思惟訓練中。別的一群人則堅持“立刻打全國、立刻治全國”的不斷反動理念，兩者劇烈沖突。
雙方氣力對比到七十年月末發生年夜逆轉，“馬下治全國”理念開始占據上風。鄧小平思惟之總體特征是放棄重建道統之大志。由此，華夏-中國道統得以自我重建。可以說，八十年月以來中國發生的所有的良性變化之本源，就是道統之自我構建，也即傳統之復歸。人們普通用“改造開放”刻畫鄧時代三十年歷史，但從長遠歷史視野看，過往三十年中國社會之變化，其實是政治與文明息爭之過程，是政統與道統對立略有化解之過程。
起首，從憲法角度看，鄧時代頒布之1982年《憲法》，比擬于1949年的《配合綱領》和1954年《憲法》，其文明政治敘事已發生宏大變化。后兩者序文完整由意識形態話語構成，前者序文開篇則為：“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長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國民配合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明，具有光榮的反動傳統”，此后才是意識形態話語。從序文文本順序看，中共已將本身置于中國文明延續之框架內，意識形態反在其次，盡管從序文結構上看，兩者分量不成比例。
其次，鄧于不自覺間奉行“黃老之術”，作為八十年月改造之基礎方針的“放權讓利”也就是黃老之“與平易近歇息”：權力放松對社會的把持。由此而有了傳統的私家財產軌制、市場軌制之復歸，恰是它帶來部分的不受拘束與奇跡般的經濟繁榮。
第三會議室出租，持續年夜半個世紀的全盤反儒之文明與政治狂熱趨于緩和。傳統的社會組織，好比鄉村之宗族開始天然地回歸。中國固有之風俗得以伸展，社會得以重建自治機制。從烏坎抗爭中可以明白看到這一點。而伴隨著中國在全球結構中經濟位置之疾速上升，社會精英群體已開始放棄百年來自大心態，進而改變對儒家、對中國文明之態度，認同儒家之水平在過往十年來有年夜幅晉陞。
第四，“道學”復興，不少人產生“儒生”之腳色自我認知，并潛心于經學研討。在此基礎上，更廣泛的思惟學術界，尤其是政治哲學界初步回歸儒學，儒家思惟研討成為思惟學術界的熱門。過往十年間，幾乎一切思惟門戶都在回歸儒家傳統共享會議室，即使其價值訴乞降政治立場并不雷同。
在這些社會氣力推動下，執政黨緩慢地回歸。較早的跡象是九十年月初，執政黨正面倡導“國學”。隨后，它把“中華平易近族復興”作為重要政治目標。由此當然也就開始修改對儒家的態度。當局已承認，孔子為講座場地中國文明最偉年夜之象征，在海內開展文字、文明教導的機構，被定名為“孔子學院”。在此過程中，儒家詞匯、理念慢慢進進官方話語體系中，“和諧社會”綱領之提出，是中共對傳統治國理念進行的一次相當具有想象力的創造性轉化。
有了這些變化，2011年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公報中的一句話也就順理成章：“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明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明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這是一個具有嚴重現實意義、并指向未來的政治修辭。此語表白，執政當局主流盼望化解文明與政治的沖突，政統與道統的對立。
當然，包含當局在內的整個精英群體歸宗道統的過程，還遠沒有完成，但這個過程是不成禁止的。當代中國的焦點問題乃是現代國平易近國家(nation-state)次序之構建，而道凝國平易近，道成憲法，道生次序。作為主權者的國民是由文明界定的，作為國民托身之所的國家則由道統賦予性命。惟有回歸道統，中國教學場地才是中國;惟有回歸道統，中國的現代次序才有能夠。憲法是道統在具體時代環境中展開國平易近之公道舞蹈教室公共生涯之東西，歸依道統也將令憲法次序扎根于文明，從而堅不成摧。
當代中國歸宗道統的關鍵是，未來某日，通過某種方法，憲法明文接收道統，并以守護道統為己任。其具體情勢為何?前引年夜陸《憲法》序文開篇已在憲法與中國文明之間樹立起聯系。這一點甚蘭交于《中華平易近國憲法》。未來當在此基礎上更個人空間進一個步驟，在文明之“歷史最長久共享空間”的籠統描寫之外，更為具體地明文說起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統。
當然，道統向來不是空泛的，而有諸多具體呈現，如董仲舒所說“年夜綱、人倫、事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等等。上面討論的幾點，也就是中國憲法歸宗道統之具體條目。
二、憲法語言之中國性
憲法之中國性起首呈現于其文本，也即文本形態和語言。
古典中國之典章，包含憲法性典章，均較為凝煉。american憲法也非常精煉。1946年《中華平易近國》憲法共175條，已較為繁復，然字數僅九千余。1982年《中華國民共和國憲法》有138條，字數卻達一萬六千余。導致這種結果的一個緣由是憲法結構松散，另一緣由是語言粗俗、松懈。
至多自堯舜以降，中國的語言堅持著高度的連續性，不過，私家日常語言、公個性語言、文學性語言之間，有非常鮮明的類型界分，連續性水平差異很年夜。前者屬于俗語，后兩者屬于“雅言”[8]。私家日常語言，尤其是口語，旨在進行日常交通，因此具有淺顯化的趨勢，歷代變化極年夜。文學家們旨在抒發較為強烈的感情，而感情具有多樣性，是以，文學語言具有豐富的個性，歷代也有變化。但相對來說，公個性語言，包含法令語言，則堅持了較高穩定性。由此也就構成言、文適當分離之格式。
換言之，傳統中國的公個性語言始終具有較明顯之古典性，清代上諭之語言與漢代詔令比擬，并無多年夜變化;清代年夜臣之奏疏與漢代年夜臣之對策比擬，也并無多年夜差別。由此一古典性決定了，包含法令語言在內的公個性語言之總體風格是凝練、典雅。這樣的公個性語言顯得極為莊重，對于受眾，單是語言自己就散發出必定權威，這對于公共生涯而言是極為可貴的。
新文明運動之主要內容是白話文運動，白話文在教導、文學等領域周全替換白話。不過，國平易近當局的公個性語言沒有屈從于這一無邪的文明運動，而與傳統公個性語言堅持了必定連續性，也即，它在應用現代語言之同時，也保存了不少古典字、句。好比六法全書適當地運用了一些古典語言，如《中華平易近國憲法》序文：
中華平易近國國平易近年夜會受全體國平易近之付托，依據孫中山師長教師創立中華平易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證平易近權，奠基社會安寧，增進國民福利，制訂本憲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
這里沒有應用白話之“的”，而應用了古典的“之”，令整個序文較為莊交流重，“永矢咸遵”一詞更是非常典雅。
進進1950年月，年夜陸語言開始年夜幅度地粗俗化，也即由一個相當車地的“往古典性”運動。當局借助強制性權力推廣簡化字，有些御用語言學家甚至一度試圖以拼音文字取代漢字。同樣恐怖的是，文明和教導之意識形態化把新文明運動所開啟的語言年夜眾化之弊病，推展到極端田地。在公個性語言中，它表現為兩年夜特征：
第一，意識形態化。當代年夜陸幾乎一切人，從官員、學者到最通俗平易近眾之言談、寫作，都被經濟決定論、歷史進步論、虛無主義、反智主義、反精英主義等意識形態所把持。人們大批應用意識形態詞匯而不覺，而這類詞匯凡是語義含糊而布滿政治圈套。
第二，意識形態化語言具有強烈而明顯的反文明、反古典傾向，因此半個多世紀以來年夜陸語言之另一特征是粗俗化。當局主張文學之“國民性”，語言之“年夜眾性”，趙樹理等人被樹立為文學的典范，用以教導平易近眾。尤其主要的是，官員之群體特征與此前完整分歧，其精力是反古典、反高雅的。即使接收過高級教導的官員，為表現政治盡忠，也大批應用年夜眾化語言，也即農平易近的語言、城市底層年夜眾的語言：粗俗的語言成為一種政治正確。語言粗俗化在最高層政治領導人那里表現得最為明顯，本日官員語言則引進眾多黑社會暗語。
公個性語言這般粗俗，在中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可以推測，劉邦、朱元璋等“打全國”者之語言，必定較為粗鄙。不過，立國后，他們都啟動了從“打全國”到“治全國”之轉換。叔孫通即為漢家制作禮儀，重要是儀禮，此中當然包含引進“雅言”以為公個性語言。“言為心聲”，語言與心靈、語言與行為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共生關系，“雅言”之引進、運用，意味著政治從“力爭”到“武功”之轉換，感性的公共權威替換非感性的個人魅力和氣力。是以，穩定的管理架構之樹立必伴隨著語言從“打全國”體系向“治全國”體系之轉換。但是，年夜陸執政當局卻沒有完成公個性語言的這一轉換，似乎也無此意圖。掌權者也沒有效“雅言”教導其後輩，“紅二代”之語言甚至縮小了其父輩之粗俗。
這種反古典的語言風格源于執政當局反道統之文明政管理念。在這種環境中，包含憲法在內之中國法令語言始終非常粗俗。[9]起首，憲法語言具有強烈意識形態性，大批而頻繁地應用意識形態語匯。《配合綱領》和各部《憲法》之序文落第一章《總綱》，幾乎完整是由意識形態語言堆砌而成。
其次，憲法語言具有明確而堅定的反古典精力。82年《憲法》第五十七條：“中華國民共和國全國國民代表年夜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的常設機關是全國國民代表年夜會常務委員會。”此處“它的”完整可用“其”，立法者卻拒絕之。憲法文本中大批應用“的”，而決不應用“之”;大批應用“在”，而絕不應用“于”。
第三，憲法語言羅嗦、松懈。好比，《憲法》文本頻繁出現“中華國民共和國”字樣，尤其是《國民的基礎權利和義務》章每一條于“國民”之前，必綴以“中華國民共和國”。這一前綴毫無需要，憲法內的“國民”只能夠是本國國民，不成能是他國國民。也許，立法者試圖通過反復應用這些語詞，塑造一種莊重感，其實給人的感覺是羅嗦。
憲法之整體結構和語句結構也非常松懈。總綱中年夜多數條款存在這一問題。又如第一百零七條：“縣級以上處所各級國民當局按照法令規定的權限，治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教導、科學、文明、衛生、體育事業、城鄉建設事業和財政、平易近政、公安、平易近族事務、司法行政、監察、計劃生養等行政任務，發布決定和號令，任免、培訓、考察和獎懲行政任務人員。”人們無法懂得，憲法何故這般具體地列舉當局職能之領域，凡此種種“事業”與“行政任務”間，又有何區別。
當代年夜陸法令、憲法之上述語言特征非常清楚地流露了立法者、也即統治者之心態：立法者沒有認真對待法令、憲法。這一點已由憲法的那些意識形態性語言所暗示了，而憲法反復被修正，并且是通過通俗立法法式修正自己就表白，憲法在中國并不具有高尚權威，起首在立法者那里就不具有高尚權威。也是以，立法者不愿花費精神，對憲法之用詞、語句和整體文本結構進行仔細斟酌。當然，反古典的意識形態也讓立法者缺少鍛煉詞句之文明、政治意愿，也找不到相關語言素材。語言貧乏的立法者只好借助毫無意義的重復營造莊重感，以羅嗦的表達彌補年夜眾化語言表意才能之貧乏。
這樣的憲法語言是缺少中國性的。憲法的中國性當起首體現為情勢上的中國性，重要是語言之中國性。好的中國憲法必須充足天時用源遠流長的中國式語言，也即憲法語言必須具有必定古典性，適當應用一些古人不難懂得的古典之字、詞和句式表達，好比“之”、“得”，好比“什么什么者”。通過這樣的古典語言元素，延續古典法令語言之基礎特征：凝練，典雅，謹嚴。
有人會說，堅持古典性之憲法語言未便于“國民群眾”閱讀、懂得。這樣的來由完整不克不及成立。起首，它低估了平易近眾的懂得力和語言鑒賞力。其次，即使平易近眾直接閱讀、懂得存在必定難度，對于憲法來說也是需要的。法令為了精確，必須應用專業性語言，也必須應用一種專業性表述方法，好比典雅的語言。受過專門訓練的人可懂得之，接收過必定教導的人可年夜體懂得，受教導水平較低者則可借助于專業人員懂得之。
歸根究竟，憲政以國民對憲法的崇奉為條件，是以，旨在尋求憲政的憲法必須具有權威。這種權威當然起首來自于其制訂法式，也來自于其實體性內容，好比價值之可托賴與憲制設計之公道、可行;與此劃一主要的是，憲法之情勢也應具有權威，對國平易近具無情感、文明與政治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來自于憲法的情勢之美：憲法之文本結構必須緊湊，語句必須凝煉、無力，用字、用教學場地詞必須典雅、莊重。這種語言品質只能來自古典法令語言在現代憲法中之適當運用。
三、憲法價值之中國性
憲法必有其焦點價值，筆者稱之為憲法價值。憲法價值是憲法之魂，也為國平易近描繪了一個愿景。恰是它，把憲法之復雜條文連貫為一體，且通過訴諸國平易近之感情和精力，而賦予憲法文字以現實的文明和政治氣力。憲法凡是由兩部門構成：序文與憲制，序文之效能普通就是宣示憲法價值，而憲制設定從本質上說就是通過軌制設計，維護憲法價值，構造實現憲法價值之軌制性東西。
好比，american憲法序文宣示了american人之焦點價值：“我們，合眾國國民，為構造一個更完善的聯盟，樹立正義，保證內部安寧，供給公共防衛，改進公眾福利，確保不受拘束之福為我們本身和我們后代所安享，而為美利堅合眾國制訂和確立本憲法。”作為憲法主體部門之憲制設計，就是圍繞這些價值展開的。
特別需求留意的是，此處之憲法價值不是來自費城會議立憲者之想象，而是北美殖平易近地國民廣泛具有之信心，其淵源則在英格蘭的宗教、政治傳統。也即，憲法價值縱向上具有歷史淵源，橫向上被人們廣泛奉持。換句話說，憲法價值當在道統之中，也在生涯之中。立憲者的重要任務就是探討深植于國民氣靈之價值，以得體的語言表達于憲法眾，并據此設計憲制，以維護憲法價值。
前引《中華平易近國憲法》序文也宣佈了一組價值，這組價值足夠現代，而缺少明確的中國性。1949年《配合綱領》和1954年《憲法》之憲法價值則完整是意識形態性質的。如前文所說，1982年《憲法》在這方面有所改觀，但仍以意識形態為主體。意識形態的最基礎特征是天然性。由意識形態所構成的憲法價值不是天然的，與中國之文明、與國平易近之生涯不相關，甚至與文明、生涯為敵。這般憲法價值也就不年夜能夠獲得國平易近之由衷尊敬，因此也就缺乏以構成凝集國平易近團結、引導邦國向上晉陞的氣力。
任何穩定的憲法之價值，必擇取自其道統，抽象道統之內在精力。中國的憲法價值須具有中國性，也就必須抽象華夏-中國道統，而被國平易近所廣泛信仰。由此觸及一個很是繁難的問題：中國文明、中國管理之道之從頭體認，更具體地舞蹈場地說，華夏-中國焦點價值之再發現。
從二十世紀初，現代知識分子基于強烈的優越感，走上全盤性反傳統之路，他們所構造的現代知識體系、教導體系、宣傳體系均無視道統，甚至以摧毀道統為目標，而以中國文明一片黝黑的判斷為基調，中國人遵行數千年之價值，被冠以愚蠢、落后、專制的名號而遭到否認、批評。知識分子中意之憲法價值，皆為外來照搬，只不過隨著時代推移，照搬之對象有所變換罷了。
當然，此中也有破例。有不少賢哲守護道統，闡明一以貫之之中國價值。筆者正在撰寫、已出書兩卷之《華夏管理次序史》，旨在延續這一事業。第一卷通過解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創制立法之事跡，提醒天道崇奉、配合管理、協和等華夏管理之道;第二卷通過還原封建圖景，提醒禮治下的不受拘束與和。這種價值通過儒家，滲透到人們心靈中。它們似乎就是華夏-中國之焦點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敬于法式、憲章，也是華夏-中國之焦點價值。古圣先賢具有確定的憲法理念，《尚書·皋陶謨》所記載者是舜、禹禪讓之際，舜、禹、皋陶等圣賢基于堯舜之實踐而訂立憲法——或許更準確地說是最基礎法(fundamental law)——之事，皋陶之“天工，人其代之”表白了政體架構具有客觀性之理念;“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僚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則闡述了法令規則之客觀性原則，而這是法治之基礎。而在這場立憲會議最后，皋陶以司法官成分誡命即將繼嗣王位的禹：“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這明白表達了君王必須服從法令之法管理念、憲政理念。
往年蒲月份，我曾經寫過這樣一條weibo：“盼望有一天，中國憲法的序文這樣開頭：惟六合，萬物怙恃;惟人，萬物之靈。天佑下平易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天主，寵綏四方。天矜于平易近，平易近之所欲，天必従之。”這些話語皆出自《尚書•泰誓》。這里所闡發的天、君、平易近之間關系理念，被后世儒家廣泛信仰，天子普通也接收之，這也構成華夏-中國之焦點價值。
上述以示例方法說明之種種價值，是非常陳舊的，但也是非常現代的，因此足以當得起永恒之評價。他們完整符合于具有中國性之憲法的憲法價值。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歸宗道統，將會有更多一以貫之之中國價值被發現、闡明、從頭信仰。這將為憲法價值恢復中國性創造知識、文明與社會條件。
四、憲制架構之中國性
普通而言，憲法序文所揭橥之憲法價值決定著作為憲法主體之憲制結構的設計，是以，一旦憲法價值恢復中國性，則憲制結構設計就一定具有中國性。
這一點，孫中山師長教師樹立了典范。從一開始，對于中國未來之共和憲制，中山師長教師就具有明確的中國主體性意識。張君勱師長教師同樣具有這種意識。是以，《中華平易近國憲法》有幾項頂層憲制，與歐美各國年夜不雷同：起首是國平易近年夜會軌制，其次是五權分立軌制。這些憲制設計明白表白了立憲者尋求憲制之中國性的意圖。
當然，立憲之初，這樣的架構設計就遭到良多批評。張君勱對國平易近年夜會軌制就多有批評，在草擬1946年憲法時，對孫中山師長教師的計劃進行年夜幅度修改。現實中，考試院和監察院也比較尷尬，司法院和最高法院似亦有疊床架屋之感。
盡管這般，這樣的立憲思緒卻是可取的。憲法不是學術個人空間論文。憲法序文所呈現之憲法價值是配合體之靈魂，作為憲法主體之憲制是配合體為本身的重生命所架設之骨架。它必須是公道的，也必須是合宜的，這般，它聚會場地才是正確的。憲法之合宜性就是符合平易近情之宜，就是與配合體傳統的公共生涯形態堅持某種連續性，由此，透過立憲所開創的新公共生涯，對通俗國民而言，不是難以懂得、難以適應的。更主要的是，立憲作為自上而下地強加最基礎性公共軌制之過程，不成與配合體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固有之管理習慣、架構墮入周全緊張、沖突之中，不成全盤顛覆社會固有之管理理念，這些同樣是道統之主要組成部門。
舉例而言，當設計鄉村管理架構時，就不成無視宗族在鄉村的廣泛存在和1對1教學影響。憲法不成構建一個整全的鄉村管理新體系，而傳統組織完整排擠出鄉村管理。憲法當然不用對此有任何規定，但憲法所設計的鄉村正式管理組織必須舞蹈教室是高度無限的，從而讓宗族等鄉村固有社會組織可繼續發揮管理效能。由此，歷史性軌制與強制性軌制之間可展開一教學場地個競爭-一起配合與會通過程。作為一個整體的鄉村管理，也就呈現出鮮明的中國性。
中國憲法應當具有中國性，此為一立憲常識，也是各國立憲者所奉行的。american雖為英人之殖平易近者，然其所立之憲與實際的英憲年夜不雷同。法國、japan(日本)、德國之憲制，也都各有本身的國家性。
中國憲法當具有中國性，還有另一個特別來由：中國以異乎尋常的規模。中國地輿規模是世界最年夜之一，生齒規模更是絕後的。比擬于兩千萬生齒或許一億生齒之邦國，十三億生齒之邦國規模所致管理之復雜性一定年夜幅度增添。完整可以說，中國憲制設計乃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復雜、繁難的政治事務。僅此規模就請求中國憲法必須具有中國性，以應對管理之高度復雜性。
為此，關心中國憲制的人們必須深刻中國歷史，深刻儒家管理理念體系及其管理實踐。至多我們可以看到，堯舜等華夏圣賢所管理之對象，從一開始就不是點狀、范圍明白的城邦，而是廣闊的“全國”，這個全國沒有確定的地輿共享空間邊界。這一意識被儒家所承接，儒家所思慮的問題始終是治國、平全國。可以推測，由此所構造之華夏傳統軌制，一定具有管理超年夜規模配合體之特別理念和軌制。
當然，這些理念和軌制畢竟是什么?這是有待于發現、闡明的。令人遺憾的是，一百年來，對于儒家管理理念及傳統管理架構、軌制，學界幾乎沒有感性的研討;即使有人研討，也不得其法。是在歷史主義思維安排下，研討傳統軌制學者廣泛將其視為已逝世的軌制，而沒有探討其能夠具有之現實價值;事實上，學界主流將傳統軌制一概以“專制”摸黑，棄之不顧。
本日學界需打破歷史主義幻覺，重建中國文明連續性之信心，以樹立優良管理次序之意圖，進進儒家及其所塑造的傳統政制世界，借助現代政治哲學、憲法科學等視野，從頭發現、闡明公道的、合宜之軌制及其背后的道理。在此非常主要的是，當下之研討需求放寬視野，對于傳統社會之管理次序進行周全研討，包含上層政體、處所軌制、宗教軌制、文明的政治架構等等面相。也惟有這般探討、體悟，才有能夠掌握華夏-中國之管理之道，因應現代社會之變化，予以再度展開。
經由這般體悟、思慮、構想，具有中國性的憲制將會呈現出來，至多不用墮入全盤照搬的圈套中，而因為條件不具備而人為焦慮。本日諸多主張憲政的人士多提議，中國當實行聯邦制。來由是，全球年夜國皆行聯邦制。但是，張君勱在1916年即撰文指出，中國不宜實行聯邦制[10]。《中華平易近國憲法》也未采用聯邦制。個中來由實際上很是簡單：中國之外的年夜國作為現代國家之樹立，系小邦聯合而成，天然采用聯邦家教制。中國卻非常特別。從理論上說，戰國本可以聯邦方法重建全國之合，但由于種種機緣，秦以武力攻滅六國，而樹立郡縣制。此后歷代皆行郡縣制，構成一個堅實的傳統，聯邦制理念對現代中國最基礎就是多余的。
但是，不可聯邦制并不料味著拒絕小型配合體之自治。聯邦制旨在解決小型自立的配合體聯分解為一個年夜型邦國的問題，與憲政、自治與否并無沒有直接關系。而事實上，兩千年來，在郡縣-省縣制下，中國基層社會之自我管理是高度發達的。其機制安在?這恰是當下中國的憲法科學、政治哲學需求研討的嚴重議題。這些研討有助于解決憲制設計之主要問題：在郡縣制框架內，在中心當局、處所當局、基層當局之間，若何公道地設置裝備擺設立法、行政、司法諸種權力，而可以構成穩定的處所、基層自治。這包含應當研討，合適的基礎自治單元應當是什么，是村?是鎮?是應當設立之縣轄市?還是傳統上最為穩定的縣?
五、結語
偉年夜的、負責任的立憲者不成能不尋求本身所立之憲法之不朽。而立基于道，接續道統，從而扎根于配合體固有之文明、努力于維護和擴展文明，可令憲法具有不朽之基礎，除此基礎之外的憲法，皆是不穩固的，即使它一時非常強勢。是以，優良的、不朽的中國憲法，必須充實此中國性。
從今朝的文明、政治角度看，憲法恢復中國性只是一個愿景。由下面幾個方面可以看出，此愿景之達成，任重而道遠。瓶頸不僅在于政治約束，還在于知識約束。
百年來，除少數為中國文明托命之人的堅守外，政治哲學、憲法科學之主流范式皆為外來之物，而完整缺少中國性。學界廣泛無視儒家理念和中國文明史上的管理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中國，政治哲學、憲法科學還沒有誕生。
這一點是現代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之配合特征，但政治哲學和憲法科學之非中國性所致之迫害，最為極重繁重。知識分子無視、踐踏道統，自甘于價值和理念之被殖平易近，乃是現代中國轉型波折的本源之一。因為，道統虛化，價值空虛，導致自我主體性意識消解，中國完整被內部風氣所擺佈教學，決定數億人命運的政體、法令也就難免變幻不定。
欲憲法恢復中國性，政治哲學和憲法科學須先有文明之自覺，打破歷史主義神話，回向儒家，以“同情的懂得”之心態，探討、思慮中國這個超年夜規模配合體五千年的管理實踐。
其實，當今中國之政治哲學和憲法科學也享有一項宏大優勢：本為統一文明配合體，卻生涯在四種憲制之下：年夜陸，臺灣，噴鼻港，澳門各有其軌制。四種憲制、生涯之對比，當可年夜年夜有助于體認道統與憲法的關系，也即思慮憲法之中國性的能夠通路。
本文提出憲法之中國生命題，定有人聯想到“中國特點”、“中國形式”，以為筆者提出本命題，旨在對抗普適價值。對此誅心之論，筆者不擬辯解。筆者的研討表白，華夏管理之道從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廣泛主義傾向——也即全國主義;而圣賢實踐所體現、儒家所闡1對1教學發之價值、理念，就是普適價值，足以成為現代中國立憲之價值基礎。問題僅在于我們若何接近和體悟之。
立憲確實需求學習歐美于過往三百年間所嘗試、積累之憲政技術，這些技術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有用的。但是，優良管理次序、具體地說，憲政次序之樹立和穩定，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更不是簡單的憲政技術引進問題。單憑這些技術缺乏以塑造和維系憲政次序。道成次序。立憲者、國平易近具有明確的道統歸宗和守護意識，由此將立定立憲之文明與政治主體性意識，在此意識安排下的立憲過程，將是“中體西學、資相循誘”之過程[11]，這是中國達致優良憲政次序之邪道。
【注釋】
[1] 此為徐復觀師長教師所用之詞，見徐復觀著，儒家政治思惟與平易近主不受拘束人權，蕭欣義編，臺灣學生書局，平易近國七十七年增訂版，第九八頁。
[2]董仲舒在《年齡繁露·楚莊王篇》說：“[王者]必徙居處、更稱號、矯正朔、換衣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清楚顯也。若夫年夜綱、人倫、事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
[3] american學界關于司法審查軌制之正當性的一種學說即為，憲法和最高法院當守護american作為一個邦國的一些永遠性價值：“當局不僅應當服務于我們當下認為屬于我們的面前物質需求的那些東西，也應當服務于某些耐久性的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恰是法令下的管理的含義地點。不過，這樣的價值并不是現成的。它們確實總是有本身的歷史，不過，它們也必須被不斷地衍生，被闡釋，并獲得應用。因此，人們就會問，我們的當局中的哪個機構——假如特指具體一個機構的話——應當成為這些價值的宣示者和守護者”([美]亞歷山年夜·M.比克爾著，最小危險部門——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姚中秋譯，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第26頁)。這些永遠性價值就是道，其闡釋之統緒就構成american之道統。
[4] 《禮記·中庸》。
[5] 關于這一點，請參看拙著華夏管理次序史，海南出書社，2012年，第一卷，上冊，《作者廣告：探尋中國管理之道》。
[6] 好比，戴季陶記載：有一個俄國的反動家往廣東問師長教師：“你的反動思惟，基礎是甚么?”師長教師答復他說：“中國有一個正統的品德思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惟，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思惟，來發揚光年夜的。”那人不清楚，再又問師長教師，師長教師仍舊把這一句話來答復(戴季陶著，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平易近智書局，中華平易近國十四年，第36頁)。
[7] 關于師長教師與中國制憲事業之關系的夫子自道，可見《中華平易近國平易近主憲法十講》之《自序》，支出張君勱師長教師九秩誕辰紀念冊，中國平易近主社會黨中心總部印，中華平易近國六十五年元月廿五日。
[8] 《論語·述而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9] 好比可參考，劉紅嬰，《立法技術中的幾種語言表述問題》，刊《語言文字應用》，2002年第8期。他指出：現行的規范性法令文件中廣泛存在著語言表述上的問題, 這些問題較明顯地體現為語言的沖突、語言邏輯的錯誤、語言內部結構的不規范和語體風格的誤區。
[10] 《聯邦十不成論》，支出張君勱著，開國前后言論集，臺北：中正書局，中華平易近國六十一年。
[11] 關于這一命題之詳盡論述，參看拙文《論不受拘束主義的守舊化》，支出《原道》第十五輯，首都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8年。
（原刊噴鼻港中文年夜學《二十一世紀》2012年6月號，此為作者賜稿）
責任編輯：葛燦燦